周振鹤：没有那场高考，我的人生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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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角色的转换——我在1999年的独白》，摘自《中人白话》，周振鹤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

角 色 的 转 换

──我在1999年的独白

周振鹤

这篇独白之所以能够登场，全靠了1978年夏秋之际的一场关键性的，对我而言也是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其意义并不在于使我从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变成一名历史地理学者，而在于让我明白我们所要改造的这个世界单有科学家与工程师是不行的，不但是理工科大学要办，包括文科在内的综合大学也非办不可。

我走上历史地理研究道路以及由此而涉及文化史、地理学史和其他旁门左道的研究，实在是很偶然的事。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采矿工程，与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毫不搭界。但究其实，在高中毕业后报考理工科也是懵懵懂懂的，并非因为热爱工程技术，而只是因为数理化成绩向来不错，按当时的风气绝无报考文科的道理。于是乎，高考后就被分配到比较艰苦的采矿专业。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志愿是你填的，但录取在哪里是上面决定的，不必与你所填的志愿有关系，却必须与你的家庭出身有牵连。我们班上一位理科成绩比我更好的同学，也因同样的背景而进入森林采伐运输专业。

虽然学的是采矿，但私心所喜还是在于文史地理方面，因此在大学里也是无所不读，与在中学时没有两样。我所在的中学是厦门第一中学，师资力量、图书设备都属上乘。功课既然应付得了，课余时间就都花在闲读上面了。当时是只要能到手的就读，而不管是否消化得了，当然更无循序渐进一说。譬如说20世纪50年代内部出版的《十日谈》，初中时就偷偷看了，记得当时的最大感觉就是其文笔的幼稚，哪里谈得上了解其人文意义。至于容易到手的如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选集，以及所谓中外古典名著更是一本本扫荡过去。甚至连美术音乐书籍也拿来乱啃，以至连西洋油画派别也能如数家珍。不过说到底，书虽然是读的，却是杂乱无章、囫囵吞枣的，不用说经世的想法，就是拿来作为什么敲门砖的念头也没有，只是喜欢读而已。

记得大学里功课虽然不轻，五年一共学了三十五门课，但依然觉得时间十分充裕，于是就从文学作品转而史学著作，起初当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来则是《资治通鉴》，更后来则是《左传》。当然小说也并没有停止阅读，一进厦门大学就借整理图书之机，接触了《金瓶梅》，之后又读到包括李渔《风筝误》在内的许多明清戏剧作品。两年以后转入福州大学，虽然旧书少了，但新书，尤其是外文新书还不少，一套日文版的百科全书就让我读了许久。

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湖南马田煤矿当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那个煤矿虽说是湖南最大的煤矿，其实却是一些小矿井的集合体，每个矿井年产量不过十几万吨，与我们在大学实习时到淮南矿务局所属那些年产数十万吨的大煤矿不可同日而语。马田煤矿位于京广线上一个小站马田墟的附近，离省城长沙相当远，虽非穷乡僻壤，却完全是农村气息，农田的边上就是井架，矿工也都是来自邻近各县的农民。我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长大的，初来乍到，有点不适应。但我的性格是容易随遇而安，只要有书读，到哪里都待得下去。在马田煤矿整整待了八年，后来又被调到岳阳地区煤矿，这是作为惩罚性的措施的，因为我在“文革”期间是“造反派”，到得“保守派”掌权时，“造反派”自然应该流放了。在那里又待了七年。

这十五年的生活不但让我真正接触了脱离学校的社会，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而且使我亲身感受于湘南与湘北的各种方言与风俗之中，对后来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本来我因为天赐的缘故，母亲是厦门人，父亲是无锡人，从小就有点双语的环境。大学在福州过了三年，又接触到与闽南话不能相通的福州话。而在马田既听到属于西南官话系统的郴州话，又熟悉了与长沙新湘语差异很大的耒阳话、永兴话。到了岳阳地区，又发现临湘一带的称谓非常特别。我又找了一位长沙籍的妻子，使我的长沙话几可乱真。这样就使得我对汉语方言的兴趣十分浓烈。

此外，我对外语也一直情有独钟，外语成绩历来为各科成绩之冠。初中一、二年级学英语觉得很是新鲜，到三年级取消英语，颇感失望。高中起学俄语又很起劲。入大学又自学日语，选学英语。虽然弄得现在没有一门外语精通，但始终不悔于贪多嚼不烂的毛病。这些外语与汉语方言知识构成了日后与友人合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一系列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的基础。

在煤矿工作的十五年中，我依然改不了乱翻书的旧习，当然也还是毫无目的性地阅读。如果没有一个偶然性的变化发生的话，这种无目的的阅读，将会伴随我的一生，除了留下一些读书笔记外，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结果。这个偶然性的变化就是在1978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说此事纯属偶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977年年底，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也准备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制度。当时宣布凡1942年4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于是许多人开始认真准备起来，打算应试。这条消息没有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是1941年出生的。但是心里却起了波澜，要是年龄小一岁该多好，也许可以去撞撞运气。不料到1978年年初，教育部果真把报考人的年龄放宽到40岁以下。于是我动了心，因为我那年才37岁。当然现在看来有点滑稽，这个年龄在现在是早已取得博士学位，甚至已经当了教授的年纪了。但在当时却一点也不可笑，就如同那篇《减去十岁》的小说所写的那样，因为“文革”耽误了十年时光，人人都以为自己比实际年龄少了十岁。于是我向煤矿领导提出报考要求，领导自然不肯，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要是走了谁来顶缸？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报考，我于是安下心来继续我的正业。此时大约是三月杪。

几天后我与妻子到粮店买米，偶然看到桌上一张报纸的教育部公告，大意是为了吸收更多的人才，特将研究生报名时间再延长十天。我的不安分一下子又被鼓动起来，于是再次要求领导慎重考虑我的愿望。答复仍然是不准。当时并无辞职一说，而且即使有此一说，我也不敢贸然一走了事，须知二十年前还是计划经济时期，辞了职哪里吃饭去？十天很快过去，我虽然着急却一筹莫展，直到最后一天，情急之下突然想出一句话：“我本是学工科的，现在准备去考文科，恐怕未必能考得进，如果领导答应我去报考，既响应了上面的号召，我考不取仍然得回来工作，岂不两全其美？”不想此话果然奏效，领导立即开具介绍信让我去报了名。现在回想起来，光报名一事对我来说已经是三重偶然了，其中只要一次偶然出了毛病，后来我也就不会碰巧成为全国头两名文科博士之一了。

想考文科虽然是一开始的主意，但报考哪一门却颇费思量，因为我对文科虽然喜好，却并没有对哪一门有特别深的感情。而且因为我报名比很多人晚了大半年，留给我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而且还不准脱产（只在考试前一周才总算获准不必上班），我也只能现实一些，选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准备好去应试的专业。我发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考试科目是中国地理、中国通史、古汉语、外语与政治。外语政治人人要考，不必多说，能够挑的只是专业课，中国地理与中国通史我比较熟悉，古汉语不用准备，因此就选定了历史地理专业作为报考对象。此事今天看来几近荒唐，因为我不但不知道历史地理是什么性质（就像今天大多数人不知道它到底是历史还是地理，或者是历史加地理那样），而且也不知道我未来的导师谭其骧先生是何等样人，但在当时却是很现实的，因为目的是要考取。没想到这一选择竟彻底改变了我后半生的方向。

长话短说，我初试被录取了，而后又到复旦大学参加复试。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复旦大学本科也有历史地理专业，而且他们的毕业生也有人参加研究生考试，加上校内外其他专业的考生，一共有三十多人参加初试，以竞争两个研究生名额。复试多少人我忘记了，只记得考试题目中有一道是将《水经注》一段文字中所叙述的许多水道的关系用图表示出来，这道题虽有一定难度，但只要看懂文字，并有逻辑推理能力，并不难解。不用说，我从来没有读过《水经注》，我想很多读文科的人也不见得读过它，也不知道它是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典籍之一。不过这个题目我却觉得不难，因为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只要理解就能得分。但是事后我才得知，此题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人完全答对。

复试除笔试外，还有口试。这是“文革”以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显得特别郑重。谭其骧先生当时正因中风而住在龙华医院。他在医院亲自主持口试。他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为什么要报考历史地理，又有不查地名辞典如何知道古地名是在今什么地方这样两题。对前一题我当然不能回答说我考这个专业比较有把握，而必须说，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为了说明我的兴趣所在，我举了一个例子。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对魏文侯说了一段话，其中有几句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王伯祥《史记选》一书将“泰华”二字注释为泰山与华山。我在大学时就对这一注释感到怀疑，因为泰山与华山分居在中原地区的东西两侧，而“右泰华”一语显然说明，泰华即使是两座山的名字，也必然是同在右侧以与在左侧的河水、济水相应。但王伯祥先生是名家硕儒，我又非专家学者，岂能乱起疑心。但是后来，我又在《山海经》中读到“太华削成而四方”这样的句子，于是证明我的怀疑有道理，原来泰（通“太”字）华就是华山，并非泰山与华山之合称，这样一来，《史记》也就读得通了。听了这个例子，谭先生十分满意，这以后我就走上历史地理研究的道路了。这以后，才是真正读书的开始，才知道过去所读的一切都还是在门槛之外。

从学科分类来看，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从历时的角度看来，地理学所研究的时段可分为古地理、历史地理与（当代）地理三部分。古地理指地质时期的地理，历史地理是人类出现以后历史时期的地理。研究历史地理主要依靠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以及实地考察，其中以文献的利用最为重要。换句话说，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是地理，所用的手段与方法却是历史的，因此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也有将历史地理作为专门史的一种来看待的。在中国，历史地理的前身是沿革地理，这是以研究疆域政区的变迁和河流水道的变迁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要求冷静的思考与严密的逻辑，很少人愿意投身于这种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研究，即使在目前被莫明其妙地爆炒的国学热中，也不见有什么人热衷于此，尽管这正是地道的国学。

但是于我而言，进入此道却是如鱼得水。我素来拙于形象思维，而长于逻辑思维，也许还由于理工科训练的潜移默化，使我善于利用残缺不全的史料，将许多断了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或者将互相矛盾的史料化解为可资利用的依据。在写了一系列考证论文，如《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象郡考》之后，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完整地复原了西汉一代两百年间十分繁复的行政区划变迁过程。这一研究等于将沿革地理从通代的研究（反映朝代之间的变迁过程）深化到断代的研究（一个朝代内部的变迁），就这个意义说，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性质。

除了先师谭其骧的指导以外，对我的沿革地理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清代乾嘉之际的钱大昕与近代的王国维，他们两人的著作都有振聋发聩的威力，虽然就沿革地理的考证方法与成果而言，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但这却是在他们的启发与基础上做到的，学问之道是后出转精，原不足怪。我想强调的只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具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勇气。

历史的研究无非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恢复历史原貌，二是解释历史过程。前者回答是什么，后者回答为什么。沿革地理的研究主要是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在后来，我又写了《体国经野之道》一书，企图从政治地理的观念出发来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探索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的原因与规律。最近又将其扩展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志》，试图从整个地方制度的变迁来理解中央地方关系以至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关于政治地理的研究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但在中国却还处于冷寂状态。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传世文献，应该在中尺度（行政区划）的历史政治地理领域独领风骚，以傲视由于文献的缺乏，只能局限于当前的、大尺度（国家之间）范围研究的其他国家。

但是话又必须说回来，历史研究在回答为什么之前必须先弄清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古以来，喜欢解释历史因果的人多，而热衷考镜历史本来面目的则较少。道理很简单，状虎难而画鬼易。解释历史当然不是画鬼，但其等而下之者易流于此亚，随心所欲，信口雌黄，只要现世出名，任何离奇古怪之论可出，而历史之真实是否如此，则不在其所虑之中。相反，复原历史面貌则要花费大力气，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历史面貌的不易复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的残缺造成历史链条的中断，二是假史料的存在蒙蔽了历史的真面目。若想将断了的链条连接起来，或者拂去假史料的尘埃，必须依靠联想与逻辑的配合，必须有冷静正确的史观（在这里是什么与为什么有所交叉），否则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历史地理素来以恢复历史原貌为己任，今后当然也要探索历史时期发生地理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但相对于历史科学和地理科学的其他分支来说，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更显得重要。

历史地理发展至于今天，已经分成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支，在人文地理里又有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等分支。除了政治地理而外，文化地理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尤其对于历史上语言、宗教、风俗的地域差异做了认真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也多少带点拓荒的性质，特别是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下了较大的功夫，与友人一起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这些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说。与其他许多学者由历史研究而进入历史地理学不同，我是倒过来，由历史地理进入历史。因此许多历史论文似乎带有地理味道，如《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如《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等。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也还是以回答是什么为主，如前者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后者则使二千年的一项基层的地方制度疑案大体得到了结。

但是到了世纪之末，回头再来看看自己的经历，重要的并不是我的几部专著或者上百篇论文，或者我在什么领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还是填补了什么空白，甚至发表了什么惊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从米箩里跳到糠箩里，但于我而言，却是莫大的幸运。在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种变化是不容易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也许“我思故我在”的别解可以借来作为说明。常常有学生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时地感到语塞，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教授，我只能反诘问者：你觉得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数学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解决一个又一个尖端难题，并不管这个难题目前在现实生活中有无直接的应用价值。历史学是否也是如此呢？答案是肯定的。历史学的作用并不在于能否直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教人聪明。让人知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联，这种关联是哪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也不能将它切断的。而且学历史还不简单地为了以古为鉴，还为了不使人的思想僵化，为了从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用自己的脑子来想问题。只有这样，你才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存在。

我已不大记得在高中二三年级时，我所写的两张小字报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一张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一张是关于南斯拉夫的。但是那一年的夏天给我的印象是够深的。在整风运动中，许多老师因为写了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们在教室里听得见办公楼里斗争右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高中学生因为年纪小，不具备向党提意见的资格，但是却被允许写小字报，其目的何在我至今依然不明白。最令我吃惊的是，这两张小字报竟然在四五年以后，又让我见到了。那时我已在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那是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不知为何，学校将档案里不利于学生的材料发给有关的人，但条件是要即时销毁。那两张小字报并不是用稿纸或报告纸写的，而是用当时很便宜的写大幅宣传标语用的彩色纸，裁成小块写的。虽然内容不大记得，但纸是绿色的却至今记得十分清楚。当我重新看到它时，我委实吃惊不小：怎么它们竟然还在？而且放在档案袋里？我当时已比高中时懂事，我很想留下这两张纸头作为纪念，但不行，销毁是在监督下进行的，我只能亲手烧掉它们。我后来常常在想，如果我早生两年，这两张小字报是作为大字报出现，那么我会不会在1957 年也成了那三十万右派大军中的一员？我很钦佩的一位学长，比我年长三四岁，就在厦门大学被打成了右派。

我虽然侥幸晚生了两年，躲过了一场大劫，但我不知道在内部掌握中，我属于什么分子。而且进大学后到底还是未能逃过一个小难，那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当成有“右倾”思想的人来批判。现在回想起来，那场“官司”吃得有些冤枉。因为与我一样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同学很多，而且有的人的言论比我还要激烈，但为什么单单挑选我来接受同学们的“帮助”呢？我想这多少与我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有关，何况我的父亲在1958 年也被补充进了右派队伍。

至于更深层次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田里的确不能产那么多的粮食，而又不准人家说实话？这个道理我始终没有想通。只是当我在二十年后，从理工科的思维逐渐转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思路时，我才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原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光用逻辑思维就能解决的。尤其是历史学，它让我把现实的事情放远了看，知道将来是现在的发展，现在是过去的延伸。许多现在发生的事情早在过去就有了前兆。或者正如那个有名的笑话所说，我总算明白了摆在餐桌上的鸡并不是一只，而是两只，一只是具体的，另一只是抽象的。这虽然是学哲学的结果，但学历史的作用也相去不远。历史真是一门教人聪明的学问，天命之年，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过在目前这个历史学不被世人所重视的时代，历史学家又似乎不可以夕死。